不是说不要道德，但永远——无论什么借口——都不可因为道德的需要而忽略了车轮下活的人。道德与人之间，人是本原，是出发点。道德也只是为了让人活得更好。
近日读了卢文芸先生《林译＜茶花女＞撼动中国的岁月》一文（载《文艺理论研究》1999年第1期），获益良多，尤其其中关于道德问题的论述，更引起我诸多共鸣和思考。
卢先生以为，在小说《茶花女》中，爱情被抽象为爱的法则，抽象为牺牲，牺牲已经僭越了爱情成为主题，通过道德的宣讲师的宣讲而强化。女主人公玛格丽特对男主人公阿尔芒说：“我不是你的奴隶，你的狗吗？你要对我怎么样就怎么样吧，把我拿去，我是你的。”因此可以说，茶花女们只是具有崇高品德的奴隶，仍未争得“做人的资格”。也因此，在小说中，以“无私”奉献、勇于牺牲为特征的道德，被极端强化了。牺牲者往往获得无上的道德评价和圣徒的光辉，一部分人自愿地接了重担去呻吟辗转，另一部分人则掩耳盗铃，只做不知。“道德”与奴隶制度的携手对奴隶的生命意志从内到外地实行了否决。因此，《茶花女》虽然在当时也有进步性，但它微弱的进步性几乎被道德的狂潮全淹没了。但这样一部作品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却取得了空前的成功，并在许多年中一直为精英阶层所青睐，这背后隐藏的原因不能不令人深思。
向以仁义道德著称的中国，在世纪之交的乱世，道德准则的强化也仍然并未十分减弱。不管是曾国藩、太平天国，还是康梁诸人的维新思潮，道德都是其中的主角。谭嗣同自觉选择死亡并以之使其精神在幸存的同志的心目中神圣化，而之后陈天华的蹈海亦仍为夸张的自我牺牲精神的谭嗣同之死的某种摹仿。而在《新青年》对个人解放的说明中，它亦日益以外部的社会实践来规定自我实现，逐渐放弃了早期那种以人格解放为道德的自我实现的模式。因而，许多年以来，世界虽在不断变化，但道德一直都被膨胀至无可逾越的宇宙本原。主题可能被置换，或忠君，或爱国，或某种信仰与主义，但整个道德与个体结构的关系未变。因此，在善良者那里，道德是一种虚伪的自我折磨，一种由于义务而强做出来的爱，出于硬给自己规定的赎罪苦行。而在伪善者那里，道德是最方便的借以压人的大帽子。
因此，《茶花女》虽是舶来品，但其内在精神却与中国社会精神息息相通，不同社会地位的人都在其中找到了自己的道德寄托。也因此，五四时期对于《娜拉》的误读也就不那么难于理解了。娜拉离开她曾经爱过的丈夫而走了，但多数五四的女青年们从娜拉汲取力量挣脱的却是父母的家庭。娜拉看破的是传统男女情爱中的虚伪，而对五四青年来说，首要责任在于有权利去爱。
由此又想到近期正在放映的一部电影，主题是关于道德良心之类，题目亦极具道德感，使人看了要发思古幽情——割股疗亲之类。但电影是根据一个真实的故事改编的，剧中主人公们英勇无畏的行为的确令人钦佩，故事本身亦的确让人动容，但值得探讨的是，把它改编成一部举国上下都要观看的电影，并且把它彻底地定位于一个道德框架再加上全方位的道德包装，这件事是否必要，这对于提高全民族的道德水平是否真的具有推动意义？或者这背后的意义还有其它？这让我想起了一位学者曾经说过的话：这样的宣传让人经历了一次，你也许还会觉得新鲜，但倘若你一直生活在这样的宣传里，那么你肯定会把在一个没有这种宣传的地方的人们视作常识的事情当成非常了不得的大事——常识被道德所包装，而这样的道德又借助传媒的力量变成一团神圣的光环——道德神话非但没有提高社会的道德水平，反而降低了人们的道德标准，使一些本该如此的事情变成了英雄的壮举。
也正象卢文芸先生在文中所言，我们不是说不要道德，但永远——无论什么借口——都不可因为道德的需要而忽略了车轮下活的人。道德与人之间，人是本原，是出发点。道德也只是为了让人活得更好。如果一定要具体到操作层面，那么也许诺瓦克的一句话值得思考，他提出了一个悖论，即：越要取得较高的道德成就，就越要降低道德说教的调门，不去强调动机和目的——若要取得满意的道德成就，运用合理的自利比无私的奉献要有效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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